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新路径浅探******
顾时宏
中国总理周恩来1955年出席印尼举办的亚非会议时，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外交应该遵循求同存异的“五项基本”和平相处原则。60年后的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纪念大会时，再次重申了他在2013年访问印尼时倡议“一带一路”合作要做到“五通”，指出“国之交在于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19日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让双方民众真正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从求同存异的层面消除误会，实现双方稳定发展。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既是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过程，既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也是在主动进入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语境的过程中，去创新性地阐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
作为肩负传播中华文化桥头堡的海外华文媒体，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体系的环境下，如何适应新形势、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在蜕变转型中开辟新路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华文传媒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担当
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致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媒体主要分布在60多个国家，主流的华文媒体有400多家。只有把握媒体的话语权才能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新时代，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国际舆论中的“西强我弱”、“西攻我守”格局仍未改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强，中国需要在“走向世界”中，塑造全新的中国新形象，对外宣传介绍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国智慧、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离不开海外华文媒体和 6000 多万华侨华人的共同参与。
华文媒体一直是华侨华人与中国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华媒和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的优势，肩负向世人宣传“一带一路”规划、理念、政策、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舆论、引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正确战略轨道运行的重任。中国故事讲好了，华媒的传播效应就会逐渐深入民心，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必然得到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不断提升。
海外华文媒体面临的挑战与优势
当前，海外华媒在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的路上面临诸多挑战：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西方媒体仍喜欢用预设立场和“标签式语言”描述中国，或通过议程设置淡化“一带一路”影响，或依照固有框架对中国“一带一路”进行扭曲不实报道，使得国外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有诸多误解和偏见。在西方舆论主导的世界里，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是所有海外华文媒体的责任。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和平发展以及共同发展而提出来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智慧结晶。但是一部分国外学者却质疑“一带一路”的发展动机不纯。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发文称，这是“珍珠链”的变相发展。更有人认为，中国是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让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走出国外。一部分西方国家标签化中国，淡化“一带一路”带来的良好影响，扭曲“一带一路”的效益，为此给许多国家的民众带来了偏见以及误解，一些企业家在道听途说了不良言论之后，放弃了与中国的合作。
所以，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华文媒体肩负的责任。海外华文媒体了解国外社会经济形势，也熟悉中国国情，与当地的社会关系良好，更容易产生亲和力，传播的消息可信度更高。海外华文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一带一路”发声，宣传“一带一路”的美好构想、光明前景、互利共赢、可信度高、有效性好等内容。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对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予以批驳，在维护中国国际舆论形象的同时也是在为媒体自身树立良好的形象。为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功能绝不仅限于联络、沟通当地华人，也不仅是让世界更多的华人了解当地，华文媒体的优势更不仅仅限于“华文”。
因此，作为海外的华文媒体，眼光不能够只局限于“华文”或者“华人”这个圈子，而应当“走出去”，与当地主流社会加强沟通，甚至是开展当地主流语言的新闻消息播发、宣传。这不仅是让当地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可以为当地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更好的舆论环境，让华人真真正正能够安心、舒心地在当地长期生存，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借助海外优秀华文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当地的主流媒体，去讲好中国故事，不失为一条合作共赢的捷径。
如印尼的《国际日报》作为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不仅在印尼通过中文，而且通过印尼文和英文报刊，以及网络大力报道“一带一路”与印尼相关行业的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以及在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充分报道中国企业和人民与各国企业和人民密切交往中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故事。该报在美国的《国际日报》开辟和介绍中国各地区的 16 个英文专版，通过《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发行到主流社会。通过多种渠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拉近当地人民与中国人民的距离，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更好合作。故而，在时代使命和责任面前，华文媒体加强和各国主流媒体的合作，引导当地主流媒体参与宣讲“一带一路”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如西班牙华文报《欧华传媒》与西语世界最大的通讯社埃菲社签了战略合作协议，让西方主流媒体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又如在南欧的《中希时报》华文报，在 2015 年增发了希腊语版。这每周 8 个希腊语版，使《中希时报》能够有机会和有条件跻身希腊主流社会，用当地语言向希腊人介绍旅希侨界，传达他们的呼声和诉求。同时，也让希腊各级政府部门从中了解中希双边合作情况，用希腊语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很多国家的华文媒体已经尝试双语出版，这将打破海外华文媒体只为海外华人服务的狭隘局面。当住在国的民众看到一份自己可以看得懂并且与自己身边事相关的双语华文报纸或一档电视节目时，华文媒体的受众面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突破与转型。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政府与民间交流合作的力度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提升。
为中企造福当地发声 用历史故事促进民心融通
笔者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在宣介“一带一路”方面也应遵从“惠及当地民生，互利共赢”的宣传重点，应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了解“一带一路”能够为他们带来哪些益处，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向好的改变，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为当地民众谋福祉为首要职责。
比如，全印尼最大的铝矿冶炼厂青山工业园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关心周边民众的福利，帮助他们搞副业、脱贫的各种活动已在当地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青山工业园区是习近平主席2013 年访问印尼时，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的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之一，工业区建成后就业了周边大批老百姓，并为周边民众免费提供电力、医疗等便民善举，获得当地政府和百姓好评，可赞的还有中国青山企业的到来，一直注意保护当地的青山绿水。笔者曾深入该工业区采写了《种下和谐，收获共赢》通讯报道，对当地媒体污蔑工业园开发带来环境污染进行了驳斥。
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下西洋来到印尼的郑和，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是友谊、文化、经济和繁荣，他给印尼人民留下了丰厚的穆斯林文化遗产，也给中印尼友好关系打下传统友谊基础。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印尼 60 年代后发生过几次排华事件，但随着中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中印尼关系已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政府提出的建设海洋大国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望不谋而合。近年来，中印尼宗教、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频繁，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印尼合作的顺畅得益于民心的相通共融。印尼民众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故事挺感兴趣。如雅加达的话剧院每月都用印尼语上演中国历史话剧，包括《薛仁贵》、《三国演义》片段。笔者认为，要深耕细作民心相通的工作，中国的话剧院、歌舞剧院应加强和印尼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历史上，中国与印尼的人文交流频繁，比如郑和下西洋时，这位穆斯林航海家对印尼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产生过极大影响。郑和访问印尼时，在三宝垄留下的三宝洞文物遗址，随行的中国公主嫁给了印尼当地土豪的故事；比如巴厘岛上中国姑娘江金花和当地土豪喜结连理的故事；比如井里汶的中国姑娘故事；比如日若皇宫里的中国瓷器、花瓶、中国茶的故事；比如苏门答腊岛上占碑省的千年佛塔遗址里记载中国唐朝佛教义净高僧于7世纪曾到过那里传授佛教开坛讲经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被当地华人经营的巴厘岛动物园大型歌剧院改编成歌舞剧每天上演，感动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与人为善，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也随之深入民心。
每年的6月底是郑和访问印尼三宝垄的纪念日子，三宝垄的民众都要举办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周年庆祝活动，包括用印尼语表演重现郑和当年到访三宝垄的情景，当地军人表演舞龙，抬郑和塑像沿街游行等群众文化活动。
由印尼泗水华人发起兴建的“郑和清真寺”目前在印尼各大城市已建起 14 间，对促进和印尼穆斯林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民心相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心的相通也助力了我国在海外兴建的第一条完整高铁——印尼雅万(雅加达至万隆)高铁的顺利建设。
新时期华文媒体用转型升级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目前“西强我弱”，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陶光雄认为，转型发展是媒体永恒的命题，海外华文媒体也不例外。现在海外华文媒体一谈到新媒体转型，想到的就是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开账号，这些虽然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应用，但毕竟是国内的中文新媒体平台，受众也只是中文读者。在这些平台上扎堆用力，也算是一种“内卷”。因此，要鼓励和引导海外华文媒体向外语、海外社交平台延伸，充分发挥他们在外的特殊作用。
那么，海外媒体如何抓紧转型升级创造性地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的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要做到更有效，需要做到：一是要具备国际观。一条新闻即使是内宣，也要充分考虑发布后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二是要有良性的国传运行体制和机制。三是要启用大量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熟悉现代国际传播的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比如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它在开台的时候聘请了大量长期在美国生活、有俄罗斯背景的人，这奠定了 RT 的成功。海外华文媒体也要有这样的魄力，对国外的记者也可以适当用一些，因为他们更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因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也要全媒体出击，要充分利用海外的社交媒体，比如在 Facebook、Twitter 等海外社交平台上充分发声。不仅要有官方媒体的声音，更要有民间的声音、网友的声音。同时讲故事要多元化，可以有高大上的内容，也一定要有小故事。通过普通人感知自己身边的故事讲中国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李子柒就是用亲力亲为的视频故事让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孝敬传统文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1年11月19日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发言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以小见大，全方位、多角度诠释中国发展成就。要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找到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找准国际交流的公约数，用西方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方式、听得信的内容，让中国叙事成为世界叙事和国际共识。要注重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小切口展现大格局，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力争将我国发展成就的硬事实，在境外新媒体平台上实现软着陆，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用接地气的方式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形成客观正面的中国观。
去年以来，中新社在国际传播中主动设置议题也值得华文媒体借鉴，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报道中，中新社策划推出《外国友人与中共》和《外眼看中共》等专栏稿件，借境外、党外的“外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报道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2021 年伊始中新社又推出学理型融合专栏《东西问》，聚焦文、史、哲、政、经，以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点，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到《东西问》专栏的议题设置，中新社一直坚持“官话民说、硬话软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中话西说”，努力以事明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用最易被海外受众认知、理解和接受的语态，回答外界的疑惑与关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结语
海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一是要讲清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疑惑。中国和平崛起“故事”的核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在于中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要把中国的成功故事，同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惠及中国，也将惠及世界各国。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才会使中国故事成为全世界的“故事”，才能真正“入耳”、“入心”。在讲故事的时候，要遵循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尊重宗教经典，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尊重别人的宗教仪式，尊重别人的社会风俗和伦理道德，只有彼此尊重，才能更好地讲故事，让对方听进去故事。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年轻化的趋势，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结合互联网思维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各国民众在感受当代中国发展、感知中华文化魅力中，理解中国、亲近中国、认同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互惠共赢的理念才能接地气，融通中外，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和平发展观才和世界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深入人心。
国际传播界·2022年 第1期
东西问 | 孙向晨：现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现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家”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包涵着独特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范式。
近年来，“家”重新被知识界关注，“家哲学”被评为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在文化厚厚的包裹中，“家”的深处究竟与西方哲学中的“家”有何不同？“家”能否在普遍化、去语境化的论述中成为普遍的哲学论题？中新社“东西问”日前就此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教授。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近年来致力于对家进行哲学挖掘，能否介绍一下，何为哲学意义上的家？
孙向晨：“家”是人们特别踊跃讨论的话题，也是非常复杂的论题，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反家非孝”成为社会主流，比较典型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狂人日记》中提到的“礼教吃人”等。除了这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也在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家文化进行了批判。家，在我们的语境中承载了太多个人、民族与历史的沉重记忆。
必须认识到，“家”在中国或者汉语思想传统中，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如不清晰区分开来，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因此，需正本清源，一要区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统与家的哲学意味；二要区分家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地位与“家”对于人类而言的生存论地位。
任何一个文明都关注“不朽”的问题。古文明埃及会借助木乃伊来直观表达生命的不朽，基督教借助上帝，佛教则借助灵魂的轮回。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对“不朽”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生生不息”来实现。
“生生不息”可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信仰。比如，在故事“愚公移山”中，愚公与智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愚公的时间世界如天地般广袤长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智叟的时间世界只局限在这一生一世。基于对“世代”的关注与信心，中国人会对生命之间的延续给予特别关注，对于世代之间的情感最为看重，古代称之为“亲亲”，《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观众参观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图》。泱波 摄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情爱(Eros)、友爱(Philia)以及基督教里神对于人的圣爱(Agape)都有许多论述，唯独对于亲亲之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讲得很少。而中国人在亲亲之爱中还发展出一种中国的根基性的德性“孝”。“孝”字上面是“老”，下面是“子”，意味着不同世代之间的结合，通过“父慈子孝”并由此发展“家”的哲学。
西方的爱从爱情开始，中国人更注重“爱由亲始”。前者注重个体，因此海德格尔讲人是“向死的存在”；中国人则揭示出面对未来世代的存在向度，重视生命之间的延续性，如民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比如，“教”与“学”两个汉字都与“子”有关，也都与世代传承相关，因此把“师”与“父”联系在一起，将老师与“天地君亲”放在同一序列中敬拜。通过挖掘“家”的哲学意义，有助于在世代延续性中理解生命。
湖北孝感第一人民医院“战疫”夫妻祝茂松、秦维芳的“全家福”。晏美华 摄中新社记者：“家”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何种地位？
孙向晨：“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
纵向上，向上“慎终追远”，向下“生生不已”，“家”成为联通上下世代的枢纽。横向上，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上去“修身”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其实修的是对父母的孝顺、对子女的慈爱、夫妻的义顺，“修身”并非纯粹个体性修炼，而是在家庭关系性中的一种修炼。所以“家”才是修齐治平的核心，国家是大的家，天下则是“四海一家”。
中新社记者：从文明论的高度思考“家”，“家”为何在中华文明中被格外重视？
孙向晨：其实，古希腊也讲“家”，但城邦兴起后，对“家”的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基督教也讲“家”，圣父圣子圣母，都是以“家”为喻体的，但神圣化了的“家”却掩盖了现实中真实的“家”；在中国，则以“家”为本位，自觉地以家的基本特点来理解世界。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既不依靠希腊式诸神、基督教式位格神，也不依靠佛教的六道轮回，而是通过“家”，这一基本的生存环节，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
中华文化基于“家”发展出伦理体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后通过“推恩”达到泛爱天下，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一种道德化世界。此外，“家”对中国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性寄托，因而注重“慎终追远”，也强调落叶归根。
103岁李宝英在已是古稀之年的儿媳妇的陪伴下剥油茶果。赵春亮 摄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人对“家”的思念无处不在，“家”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哲学基础，对全人类意义几何？
孙向晨：我在柏林讲中国哲学时，特别强调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哲学出发点，德国学生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只是西方文化并未发展出这样一种体系化、系统化的家文化。“家”在汉语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壤与地基。近年来，我试图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更加理性化、更具普遍性的“家哲学”，挖掘其对全人类的哲学贡献。
就现代社会而言，“家哲学”应成为医治现代性疾病的良药。现代世界中，人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意义上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当然具有进步意义，肯定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而在传统社会，个体很难独立生存，需倚靠更大的共同体。在古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在天主教，人倚靠于教会；在印度，人是村社的动物；在中国，人是家庭的动物。只有在现代社会，个体才可能独立存在。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使人对整体的依赖度降低。
另一方面，人的生存依然是社会性的，在汉字中“人”字虽只有两笔，但表达了相互扶持；“仁者人也”，“仁，亲也。从人，从二”，则表达了两人间的亲切关系。人在理智生活上可以是独立的，在情感上则对彼此有着深深的依恋。就后者而言，现代社会给予的支撑非常不足，所谓的存在主义问题就出现了，人的荒谬感、漂浮感、虚无感都爆发出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强个体概念，一旦没有上帝作为内在支撑，亦即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之后，“个体”就处于一种漂浮状态。“家哲学”由“亲亲”而“亲切”，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关系性的、扶助性的，基本趋向是把人从远处拉近，形成一个温暖世界。
与希腊特别强调理性相比，“家”更强调情感，强调成员间的相互关联。“家”作为一种文明论范畴，其奠基的世界更有家园的温暖，而非茫然大地的荒芜。
广西南宁学童展示书写的“人”字。俞靖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通过阐发“天下一家”的理念，破除文明冲突论？
孙向晨：人和动物不一样，不是靠本能生活，而是生活在“三观”之中，具有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西方文化传统中有非常进步的方面，但也存在种种弱点乃至弊端。比如，按照霍布斯理论，人在自然状态下即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理解和界定为相互冲突、争斗、排斥。像个体层面一样，在理解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上，民族国家也处于相互争斗关系中。康德讲永久和平，其前提也是国家间相互争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样复制了霍布斯的冲突逻辑。
从个体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到文明间的冲突，其基本逻辑一样，都源于追求自我权力。根本在于其哲学模式是个体主义式的，即我与他者互为陌生。
“家”的哲学从“亲亲”开始，注重相互之间的关联，但又强调“不同”，维特根斯坦从中发展出“家族相似”理论来破解西方的本质主义，而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而不同”进一步概括了“家”的这种理想状态。在这种“家哲学”的框架下，每个个体都可以不一样，但因为“亲亲”而归于“和”，并不一定就指向冲突。从家哲学中的“亲亲之爱”发展出“泛爱天下”的仁爱精神，可建立起对共同体、对国家关系的新理解，也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
“家哲学”旨在把他人拉近，强调“亲如兄弟”，形成一种共同感与家庭氛围，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天下一家”的相互关系，后者在哲学上转变了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可提供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天下观，从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健康的“家”文化，提炼出普遍意义，在现代世界尤为重要。(完)
受访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社科领军人才(2020年)、上海市领军人才(2019年)。曾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高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访问教授。牵头或参与的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多项著作、论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两篇文章分别入选2015、2017年“上海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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